2010年11月13日，本刊记者专程来到南昌航空大学，如约对全国铸造学会常务理事、南昌航空大学校长余 欢教授进行了专访，请余校长就“铸造业如何吃透‘十二五规划’中彰显的变革精神，定准今后的发展方向”以及“包含铸造专业教学的高等院校如何通过不断变革，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合格毕业生”两个重点话题谈了颇具特色的深刻看法，现整理如下，奉献予读者。

《铸造》：2011年，将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这实际是新一轮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开始。为此，中国铸造业如何把握“十二五规划”的要义，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显然是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请您对此谈谈看法。

余 欢校长：应当看到，“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尤其是有效实施，必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厘清思路及承前启后的现实意义。这个规划明年就要开始实施了，这是与所有行业及每个中国公民都有关系的一件大事。不难发现，“十二五规划”的着眼点在于总结以往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面对诸多挑战与机遇，实施有效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良性转变，即由改革开放以来的“摸着石头过河”明确转变到凡事必须以“科学发展观”来主导。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而教师的职业习惯使然——遇事总要讨个明白。那么欲问，为什么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要实行方式的“转型”呢，在我看来，个中原因似乎可从以下一些方面来探讨。
     首先，在“十一五”期间，尽管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总体还是取得了长足进展。据统计，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4%，人均GDP超过3700美元，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排名世界第二。于此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作为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环境保护等不可逾越的大问题作为挑战仍然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然而，重担促疾行，所有这些，又无不蕴藏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
     要弄清楚的是，高增长并不等于高质量。在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背后，业已累积了大量的深层次矛盾，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及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的影响，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外部矛盾愈显突出。一方面，内需与外需、消费与投资的失衡，环境、资源两大基础条件的不可持续性不断亮起红灯，经济粗放增长模式引发的后遗症等等。可见，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有必要从重点调整产业结构转向全面调整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另一方面，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收入分配、环保等关系公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成了呼声鼎沸的社会焦点，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又大大增加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 当下，中国改革已经走到了“攻坚”阶段。要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必然涉及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同时引发大量的深层次矛盾。如此诸多的改革课题，凸显中国改革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却又无可回避。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制定“十二五”规划中必须选择“转变发展方式”这条途径的重要原因。
     从国外经验来看，也许更容易理解。一个国家从国民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远比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难得多。历史表明，许多发达国家都曾在这一阶段遭遇了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与徘徊的困境。为摆脱这种不利局面，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得不经历了“内生化”的衍变过程。事实上，简单的“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单纯“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整体发展”，社会“整体发展”又不同于全方位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整体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衍变过程中，经济结构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不仅一个个地出现，而且不断向广度与深度衍变。事实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经济与社会的继续发展只有实施以整个社会全方位 “强身健体”为目标的必要“科学转型”，才能形成“充满后劲”的可持续良性发展。
     经济发展受制于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大环境，尽管是个常识，人们却总是视而不见。一个经济体实现发展的战略、方式、途径和机制，不仅是经济、社会和自然的范畴，更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既因时代不同而具有“阶段性”、“发展性”，又具有“非均衡—均衡—新的非均衡—新的均衡……”的发展特点而具有无休止的变革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被视为一个连续的再均衡过程，即根据不同国情、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动态地通过发展战略转变、发展机制转换、制度结构创新和利益格局调整等，使自然—经济—社会从非均衡状态无限趋于相对理想的均衡状态。
     经济社会中，以人为本、市场配置和结构均衡的可持续发展是理想状态，是发展模式转变的长期基准目标。这一目标强调三位一体，即其一，技术创新推动总量增长；其二，要素配置均衡协调；其三，公平激励，成果共享。实现上述目标的核心，是建立以市场公平竞争为基础的调节机制。唯此，才能逐步进入“内生式”均衡发展的轨道。
     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典型）的非均衡发展状态，本质上是其赶超发达国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从经济逻辑看，当发展过程中存在高收益增长行业（如房地产）时，动员资源集中投资在这些行业，就会产生规模收益递增，即结构配置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的赶超型发展，而赶超基本上是以结构失衡为常态。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资源被集中到工业上来，便产生了明显赶超增长；从封闭国家变为开放国家会得到全球化收益；城市化带来的空间集聚会产生大规模递增收益。这些由于结构性非均衡配置资源导致的规模收益递增过程，会在一定时期内大幅度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非均衡地抬高其经济水平。
     不难看出中国现有发展模式的特点：物质数量的扩张主导了发展目标；经济增长从弱环境约束下的低成本要素积累获得主要源泉；通过全球配置、“干中学”和竞争性模仿机制来弥补国内资源、市场和技术等方面的不足，以保持发展动力；以国家动员型体制和政策强势干预为根本保障；以结构非均衡为基本手段和表现特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较好地利用了全球化机遇，充分调动和发挥了本国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驱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物质积累和产出能力达到全球总量第二位的水平，但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面对内部风险累积和外部强制纠正，以高外需、高投资、高消耗、高排放，低要素成本、低技术含量、低价格竞争、低环境约束及结构失衡为表征的发展模式，走到了如今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的关口。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抓紧实施经济与社会发展转型的道理了。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确很快，然而，中国必须清醒认识到发展过程中引领健康、正确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合咱们的铸造业来说，建国六十多年来，主要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多着眼于铸造的产品，而教育、科研等方面的布局也更多地考虑国家建设当时的需求，直白地说，就是一时缺什么就上什么，而对于长远的发展、对社会的正确引领及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等有深远影响的事情则顾及不够，结果为此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也可以说是交了不菲的“学费”。
     鉴于此，“十二五规划”中所谓“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主要是从关注环境、关注民生的两大视角出发，凸显出了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所有活动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对铸造业而言，就是在生产中必须兼顾环境保护，切实推进绿色铸造。绿色铸造涵盖的内容应该是全方位、全过程的，例如在严重影响环境的铸造造型工序，使用无毒无害、少污染无污染、可再生循环使用的造型材料是必须严格实施的。过去的那种只为了生产、经济效益，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要命的蛮干做法，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再如，以往我们生产的黑色金属铸件居多，又给人以“傻大黑粗”的印象。由于黑色金属的熔点、密度高，加上铸件尺寸不精，在铸件生产及后续加工中消耗和浪费的能源及资源大得惊人，特别是在使用时，如用在汽车上，因车体自重大而消耗的能源必然多，这些显然与节能减排的要求相悖。可见，铸件宜尽可能采用轻金属材料，如铝合金和镁合金等。总之，铸件必须向轻量化、精密化的方向发展。实施绿色铸造，这对于环境安全和人身安全，尤其是对现场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健康来说，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在“十二五规划”中，还特别提到了要在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装备及基础设施方面下工夫。这里所说的“基础”，其实就是“关键”。就航空领域而言，航空器性能优劣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动机，这如同心脏对于一个人的健康作用一样。由于核心技术尚未被完全掌握，我们制造的各种发动机满足不了使用要求，尚有不少棘手问题亟待解决，其中，不乏铸件质量和性能方面的问题。显然，如何解决我国发动机中所用铸件的上档次、上水平问题，成了我国铸造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性责任。我认为，国产航空发动机的发展严重落后，一个要紧的原因就是其中的发动机材料和成形技术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强大科研体系，总是被动、吃力地为满足某种动力设计要求进行些暂时、突击性的“攻关”，结果形成“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的不利局面，终因难成气候而跟不上航空技术快速发展对发动机的要求。可见，材料及其包括铸造在内的成形技术研究应当先行，进而形成强大的技术储备，这如同“不能到了要吃红烧肉时再考虑养猪”的道理一样。如果通过“十二五规划”的实施，能把各种悖理的事情扭转到合理的轨道上来，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好办啊。

《铸造》：您是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请就包含铸造专业教学的高等院校教育改革及如何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合格毕业生等问题谈谈看法。

余 欢校长：和所有的事物一样，教育有其自身的属性和规则。高等教育也有自己的存在道理与发展规律，谁遵循规律做事，谁就走得顺利，获得良性发展，相反，违反规律去干，即便一时得逞，终还是要付出以失败告终的惨痛代价。具体地说到一个学校，我觉得应当根据其自身和所在区域的各种条件、特点，来确定人才培养目标，规划课程设置，构建教学规模及实施特色专业教育等。按道理，所有这些均应该由学校自己来调整。以往，就铸造这个学科而言，专业设置较窄，与相对狭窄的专业相配套的基础课程当然也是很有限的那么几门课程。后来，改为材料及成形控制工程专业，设置的专业课程多了不少，这样，学生不仅学到了铸造知识，也了解了相关的材料、冶金、锻造、焊接及热处理等多方面的知识。有人批评说，这种做法使学生学而不专，毕业了啥也不是。由于事情都有两面性，这样看当然有一定道理，可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现在的做法。道理在于，在高等学校，本科生在校学习时间极为有限，在有限的专业教学学时中，不可能学得既深又广。要么给学生打开更多的知识之窗，为他们将来就业创造更有竞争力和适应性的条件；要么让学生只深入某一专业，这种做法似乎只能适合“委培”或“代培”等就业方向已经确定的定向培养模式。实践表明，毕业生到社会就业以后，能在原来专业领域工作的仅有百分之十几，显然，拓宽专业面的做法是明智和有道理的，尤其是对学生毕业后找工作有利。要看到的是，在大学，对学生的培养，绝不仅仅是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训练，更重要的还在于青年人的正义感、社会责任感等重要素质的培育，科学思维、唯真理马首是瞻的品格构建，独立思考、脚踏实地行事作风的形成等等。毋容置疑，我们的高等院校，果真培养出千千万万为社会所认同、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那无论对于中华民族还是对于全人类，都是个功德无量的巨大贡献。
     再进一步说说我们自己的情况。南昌航空大学是一所培养应用型、尤其是为航空工业服务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学校，尤其强调为企业、工程服务。这不同于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以培养高端拔尖人才为目标的院校。针对学校自身的办学背景，我们在课程设置上，更加体现行业特色，如在金属材料教学与研究方面，我们更倾向于有色合金、高温合金等；由于航空器用铸件多属于小批量、多品种，有时甚至是单件产品的特点，所以在铸造成形方面，更侧重于特种铸造方法的研究和教学，如金属型铸造、熔模精铸、真空吸铸、反重力铸造等方法。这样就会使我们的毕业生在走上社会时，容易彰显其特长。学生的毕业设计与科研项目相结合，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如带学生到工厂去，结合现场产品进行工艺设计、工艺改进等实践活动，或者接工厂的题目在学校做。我们已和许多航空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因工厂囿于人力资源或试验手段等，我们为其做一些铸造新工艺及装备的研究、工艺试验、技术参数测试、计算机模拟及验证试验。做这些工作既为工厂解决了急需攻关的技术难题，同时也提高了学校培养人才的能力和水平。对学校整个人才的培养，我们强调的是多模式、多目标。这是因为，高校实施大众化教育以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现在的学生显著具有“消费者”的属性，因为学生是缴费上学，于是学校有义务为学生提供所需的教育服务。由于受教育者实际需求的多样性，所以教育的模式、目标、内容也不宜单一化。显然，我们有理由承认教育的国家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差别与相互包容性。这显然是个历史发展与时代进步的新命题，与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对此，若回到“十二五规划”的要义上讲，也是一致的。因为在“十二五规划”中，将以往“投资——出口—消费”的顺序调整为“消费—投资—出口”，在“消费”领域，服务业凸显其拉动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高等教育领域如何为“第三产业”培养更多高级人才，是眼下教育领域思想解放、服务发展的主要课题。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往往把服务业看得很低下，认为这个领域不需要高级人才。事实上，在我国社会中封建余毒的大量存在及其构成的巨大危害，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高度警惕。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封建帝制及其思想体系虽然早已被送进了历史垃圾堆，可根除封建余毒的变革留给当今及后世的任务不可低估。
     还是具体到学校教育来说吧。一个学校的振兴与发展有赖于其创新的作为，而能否做出些创新的名堂来，则与其体制和机制是否科学密切相关。眼下，高等院校的科学发展羁绊于诸多的条条框框，学校常常被动应付上级变化多端的“指挥棒”、本身连专业设置的起码权力都没有（其余就更不要说了）的现象，完全不利于学校的良性发展。还有，受到诸多利益博弈的制约，学校“去行政化”的目标远没有达到。试想，一个学校有再高的行政级别，如若不为社会所认同，毕业生又很难找到工作，又有什么用呢，…… 所有这些，或许通过“十二五规划”的实施能够有所变革吧。
     依照“十二五规划”中振兴中国服务业的精神，按道理，学校应该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现在中国各行各业处于什么状态，到底需求哪方面的人才，学校本身有什么优势，应该怎样设定培养目标以及如何进入角色等等。可眼下的问题是，政府主管部门没有赋予学校这方面的权力。
     人是这个世界上复杂、富变化的群体，教育者及教育对象彼此都是人，应该承认，人才培养，谈何容易。教育本身隶属于相当高深的理论与实践范畴，有教育专家提出“教育去功利”的主张，认为，学生到学校受教育，主要就是“修身养性”，提升其知识与道德品位、人格魅力，学习思考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等等，不要一开始就“钦定”他们将来一定要做什么“高官”、“大师”、“XX家”…… ，我认为此说很有道理。当前，令人担忧的是，举国上下在人才培养这个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误区。过度以致扭曲了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态催生的种种违反教育规律的恶劣事件层出不穷，沉重的课业负担、拼命追求高分数、名目繁多的课外补习 …… ，真是令人窒息，给青少年的身心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而所有这一切无不是教育被“功利化”了的严重恶果，有识之士不可掉以轻心啊。
     凡事都有个“度”，主张“教育去功利化”，绝不是对学生降低或放松要求。对学生的未来负责，笃行“严师出高徒”的原则还是必须坚持的。南昌航空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高校，工科毕业生将来大多要到企业工作，所以培养其必要的工程实践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这里的国家示范性“工程训练中心”，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方面还是有一定能力和水平的，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学生在这里都是面对一些机电实际产品“真刀真枪”地操作；作为航空院校，我们把航模制造作为实践活动引进这个中心，由于航模变化空间很大，对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很有挑战性，也对学生航空背景知识的掌握有积极的意义。同时随着空域的不断开放，通用航空这个领域很有发展前景，培养大批爱好航空、热爱航空、献身航空的人才显得意义十分重大。另外，我们还打算把原来课程中的分散性实验课时提取出来进行集成化处理，使之自成体系。对铸造来说，学生以后就可以在工程中心进行一番全过程的铸造实践活动，这里不仅有传统的铸造工艺实践，还有正在发展以及前沿的工程技术让学生来见识、触摸和把握，从而显著地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水平，当然这需要学校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建设，才能满足其不断发展的需要。
     要推动学校的科学发展，并拥有管理一所学校的发言权，作为校长，我定期有目的地找些学生进行面对面交流，要他们敞开心扉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此举让我有机会掌握了许多有关学生、学校的手资料，对于指导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帮助不小。通过与学生的广泛与密切接触，我深深感到，教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真是太重大啦！事实上，人与人相比，谁也不比谁傻，智力差别是有，但不大，之所以后天形成学业、事业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要具体到个体才能说得清楚。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师者的作为重点在于设法启迪学生的心智，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力求让学生明理达情，进而形成立身效民的人生观，树立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掌握科学的学习与工作方法。至于一个人到底怎样才能成才，必须承认，成功、成才之路之多不可胜数。概括起来或许有传统的“包抄式”和个性化极强的“中心开花式”之分吧。现在的大学生知道的东西的确很多，其能力、潜力也都很大，知识基础也都可以，因为都是考试选拔出来的嘛。可问题是，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尤其是对人生目标的确认与追求能力还有相当差距。或许是受社会负面东西的不良影响，大学生应有的关心国家、民族，关注社会的大仁大义精神似乎难于看出。

后记（记者访后感想）
     余 欢校长是位极富独立思考的人，因而无论对什么问题，尤其是对重大问题拥有独到、深刻的见解。这是记者与这位大学校长进行长达三个小时访谈后的深刻印象之一。相信读者朋友阅读了以上的访谈内容后，会与记者产生共鸣。他尽管也做过政府官员（见“余 欢简介”），在他身上却看不出些许“官儿”的派头，彰显的是学者的朴实、真诚气质。眼下，他是一所有两万多学生、千余位教职员工的高校领军大帅。而记者小卒一个，面对面与大帅交谈，却无半点被官气所袭的压力，彼此倒像是久违了的老朋友在一起谈天说地，其乐融融，感慨万千。的确是受到余校长的启发，笔者也禁不住要说说对变革的一点儿粗浅认识，与尊敬的读者进行交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960年前后，或许由于幼稚，中国人遭遇了以“全民大炼钢铁”“粮食亩产放卫星”等为典型代表的“大跃进”之狂热冲击，结果工业受伤，农业受损，人们无奈承受了饥荒的痛苦煎熬。不得已，针对大跃进“发烧”后果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应该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不得不接受的次（不幸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 ）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痛苦反思：不按科学规律做事，异想天开，尤其是不顾及民生而妄谈经济发展，结果只能品尝失败的苦果。
     1963年，美国人率先建立了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社会发展指标体系”。首次冲击了以单一GDP为中心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观。也就在此时，罗马俱乐部为批判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提出了“增长极限论”，提出“经济增长临近自然生态极限”的观点，进而谴责了工业化对环境的巨大破坏。虽说罗马俱乐部是从技术角度，以人口、工业化、资金、粮食、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污染方面预言经济增长已达到自然力可承受的极限，但实质上，其深刻含义却是宣告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在工业化国家的终结，为人类认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开辟了广阔视野。对此，尽管现今我们认识到了不少，却已晚了40年，如能亡羊补牢，也不失为一智慧之举。
     瑞典学者Karl Gunnar Myrdal对社会公平的看法值得深思。他在考察了南亚11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后，明确提出，“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而不将社会公平作为严重问题来对待的理由是不恰当的，显然也是浅薄的或干脆是错误的”。他认为，在这些国家，社会不平等是经济关系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经济的不平等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如此恶性循环使一个国家无法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法国学者撰写的《综合发展观》，对可持续发展观既有继承又有突破，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关系的新命题。综合发展观认为，发展应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条件为基础，具体来说，发展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进步、社会向民生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总和。
     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各国首脑会议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两个文件阐发的重要观点包括：一方面，社会发展应以人为中心，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社会发展的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与其所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再有，社会发展是全人类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所有组织的中心责任。公平与效率，是人类文明中带有意义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些观点的意义主要在于，作为一种先进理念，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类世世代代追寻的目标。
     以上这些观点和论述，对国人来说，也只有在今天看起来才不那么陌生，因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特别是“十二五规划”体现的民本要义与此相融。经历了太久的磨难，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中国人逐渐明白并认同了许多为世界所公认的“普世真理”，值得庆幸啊。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次将“民富”摆在了“国强”的前面，中国社会高度关注民生以及倡导社会公平的价值观令人欢欣鼓舞。
     翻开人类文明进步的长卷，回首中华大地那数不清的变革，人们不难发现，凡是惠及于广大民众的或革命或革新，由于得到民众的支持和参与而容易终取得胜利；相反，凡以殃及民众为实质的所谓变革，必遭可耻的失败，个中事例，相信诸位都心中有数，囿于篇幅恕不枚举。至此，咱们也不难得出结论：变革作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有效调节器，永无休止；而要想不至于迷失变革的正确方向，是为公众利益而大有作为——惠民，还是倚权仗势火中取栗——秧民，应该是鉴别一切变革或优、或劣的试金石，必然也是决定一切变革成